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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新儒学与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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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谢谢王先生的介绍，各位领导、诸位嘉宾、各位参加今天全国企业文化会的朋友们，我感到非常荣幸有难得的机会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的盛会上和各位企业的领袖和精英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我会保留时间跟各位交流互动，请大家为我所交流的报告可以发问。5年前我在山东潍坊参加了儒商和台商的企业年会，当时做报告的几乎企业领袖和学术界的人士。我觉得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他们发言的基调是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家复兴要靠企业家，他们的论据很有水平，其实在学术界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数非常多，1985年我再北京大学开了一个儒家哲学的课，当时大半参加的同学表示儒学基本是批判的背景及很难正面肯定，现在有很大的变化，从8—13岁的少年有1千万以上就已经能够背诵部分的叔诗书了，关于《论语》，大学中庸，特别是易经，除了一般的漫画和小说大概以儒家经典流传最广，当然也包括老子、庄子和佛教。可是，这个复兴的过程在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我的题目是新儒学与中华文明的兴起，但是首先大家觉得有点惊讶，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新儒学，更不要把我作为新儒学的代表，理由很简单，提出新儒学主要是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研究计划，就是1987年各地组织的海外新儒家，有18个院校，47个教师参加，经过他们的研究，现在国内新儒学研究非常频繁，主要在五四前后，有10位已经过世了，为什么我不希望用新儒学呢？因为如果你们用新儒学，有很多学者说他们是后新儒学，也有不少学者说他们是新新儒学，就像日本在前一段时间用的新人类，现在可能是新新新人类了，所以最好不要用新儒家了。一讲新马上说什么是新的，我们没有新佛教、新伊斯兰教、新印度教也不要说有新儒教，我喜欢用一个名词儒学第三期发展，它的前景如何这是打问号的。你说儒学第三期发展，新儒学本身是相当模糊而没有科学性的观念，意识形态的内容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说儒学第三期发展？我的理解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可以概括的，儒学第一期的发展是从屈服于地方文化或者州县孔孟之乡，逐渐经过好几世纪的努力，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是第一期，大概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后2—3世纪，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中华民族的精英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影响力，但是通过长期的道德教育的努力，就是人如何转化？人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逐渐对社会能够服务的人这是核心！怎么样使中华民族当时的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逐渐对道德教育有新的体会，所以儒学基本是伦理学，要有入世和转世的精英，受到各方批评的过程成为中国民族的主流，因为佛教对中华民族影响太大了，道教复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儒家在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扮演的角色都是不是特别突出，儒学复兴大概是从11世纪开始。这个复兴我叫第二期发展，从中华民族主流思想之一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个地区我们今天叫儒教文化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在1972年，日本有一个学者很有名，他提出儒学正好在文革时代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说假如如贵思想界对儒学进行强调的批评和摧残，我们日本的儒家学者要加倍努力。所以日本儒学发展是断根的，今天真正体现儒家价值的社会就是越南。我在1985年做过一个调查，根据联合国对于儒家基本价值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五个地区，一个就是汉城、一个是东京附近的仙台，然后是香港和台北，然后是上海。结果非常明确，大家知道这是1985年改革开放有几年了，真正体现儒家传统最突出的是汉城下来是东京和仙台再是香港和台湾再是上海。上海和前面讲的地区距离非常大，前面多少是认同儒学的，而上海是反儒的，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从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受到非常大摧残，到现在170多年是真正的没落期，几乎要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被消解了，被开除，现在往前看，我们讲的第三期儒学能不能走出东亚进入世界。 我基本从事儒学研究，我小学5年到大学毕业到国外学习，在1949年离开大陆，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研究，我也做了人文研究的学社。我这10多年做的工作就是培养中国大陆中青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这方面的学子。北京大学、新华、人大、社科院、复旦大学、华南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每个大学甄选出20位在全国各地最权威的精英邀请他们到哈佛从事一年的研究，所有的费用，包括生活费每个人要5—7万美金，我们支持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把这个力度扩大，现在在各个大学在各个不同领域作为学术领导人的比例很小，但是有象征性，所以每一个精英大学，他们做的工作很值得大家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有的是非常专业，可是它影响相对是少的，离不开象牙塔，政府也在推动儒学，在世界上大概有300个孔子学院，主要教汉语，也开始讲文化做儒学研究，大概有800个叫做孔子学堂，教中学生的，但是这个力度还是很小的，如果说现在中国有一人每天早上在念英文，美国如果有300人，你再学习中国人就很不容易了，这个力度看起来是非常薄弱的，海外在韩国、日本、越南的胡志民（音）常常提到孟子的浩然之气，他自己的形象也有点像中国传统儒家的形象，美国从40年代二战以后研究儒学力度非常大，主要在学术界，一代一代知识精英的培养。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今天儒学复兴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能够进入人文学的不多，在人文学里多半是学外语，或者企业管理，学文史哲的很少，中文系有人，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特别少。在整个国家、社会对他们的支持的力度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生活非常俭朴800、或者1000元人民币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基本住在学校的有40到50人。现在我们资金很熊厚，国内支持人文学最大的项目常常是10几个从事研究的人来分享，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事汉学研究，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位我熟悉的朋友他最近告诉我他得到了1000万欧元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集中讨论中国文化的“命”怎么去理解。我们给80万人民币。过了半年一年就要验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传统中国民族源远流长大传统有三个特色；第一是非常宽容的文明。也是一个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是学习的文明，说它宽容就是说三教长期在中国是互通和平共存的。也就是物武士道，从元代到明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基督教是从利玛窦从17世纪初就传到中国，现在国家五教要和平共处，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县日本、韩国等宗教比较宽容，日本的神道，日本基督徒很少，佛教有1000万人，不管基督教和佛教你基本价值是属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是跨文化，各种学科，你不能从哲学领域研究儒家，要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从各种经济学来了解，因为它的范围特别广，它是在世界上来说涵盖性最全面的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正因为它在中国扎根了，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由古而今和儒家有一些关系。又有古又有今，而且历史继承性非常强的就是儒家。任何一个朝代如果把前面朝代灭了它有责任把前面整个朝代历史让它转起来。这个历史不是完全狭隘政治的行为，是把前一代所有的人物之都，不仅讲朝代、大臣，还有列传，要把前一代整个历史发展记录下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支持最大的项目超过一亿以上的人民币就是青史的研究，现在还是遥遥无期，因为掌握的资料要非常多，而且要懂蒙文、藏文、满文，这个工作非常大，现在还在做。这个文化沉积性，继承性最强，我们不管是观音制度还是哪一种社会组织、经济的发展，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先进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出现了，一直影响到现在，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几个大的思想家，比如说伏尔泰等全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利玛窦把儒家基本典籍翻成拉丁文，当时法国学者、英国学者最好的学者对儒学进行研究。伏尔泰每到春天用两个道是要来崇拜的，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儒家。道在1948年文化人类学塑造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四大典范人物第一位是孔子、第二是苏格拉底。 中国文化是儒家的传统，即使在鸦片战争前期，中国贸易经济力量是世界的1/3，中国和英国双边贸易中国全部是顺差，因为英国要中国的丝、要中国的茶叶、要中国的农产品，而中国完全不需要英国的任何东西！在1839年以后一碰撞满洲帝国崩溃，那么大为什么一碰撞就崩溃？一个原因是无知，断交以后没有联系超过100年，西方19世纪突飞猛进，工业化等所有价值，自由、理性、人权、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大的企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中国对它一无所知，还是老大帝国的傲慢，无知加傲慢，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史，各位应该注意传统的所代表的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不是儒学的使者，因为孔子对周公、对尧舜禹都非常尊崇，以前因为顾颉刚几位学者认为以前中国发展是没有历史事实，所中华民族历史不算太长，但是现在很多的出土文物，很多的典籍，都和孔蒙之间儒家文献有密切关系。儒家传统的开始是在孔子之前差不多1000年就开始了。中华文化印度化，好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中国的特色佛教。这个过程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有所扩展，中国的朝代的发展，继承性很强，但是也有很多锻链，魏朝时期汉族是被边缘化的，在过去1000年以前从宋代特别是南宋16州都在中国人手里。到了原代中国大地由蒙古所控制，到了明代西北地区中国没有办法，只有在清代是满洲时代，主要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社会，所以当时流行官方语言是四种；最重要是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所有的文献四种语言，这个变化到今天，假如说我们今天的民族不是清代，而是明代的民族，那我们的民族很多，其实都是在其他的少数民族。更值得注意我们在鸦片战争1839年有170年历史，我们的历史是断裂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也是罕见的，日本沉积性和韩国沉积性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和文化的变动非常全面，整个社会像经过大地震一样重新组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刚才也提到了还有1989年的大悲剧，从历史形态考虑它是大动乱，所以这个改变是太难了。那么大的改变形成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在海外只要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隔绝了。我们心里面，我们身心、我们意识形态、我们价值理念积淀最多的西方文明，欧美一些西方文明得经过俄罗斯、要么西化要么俄化，在中国一段时间，英文学的很早，包括我们现在领导人那代学俄文到东欧远远高于到欧美学习的多。我们现在只要有反思的知识分子，再加上反传统，现在要复兴文化的积淀，不是地质学的积淀是化学，因为化学中间变化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情绪深刻的不要说是层面，有意识甚至下意识的情绪，有的是对传统强烈的批判，有的是对传统强烈的认同，有的对西方文化强烈抗拒，有的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接受，每个人的情绪和心态都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从五四以来出现很特别的现象，我们说继承五四，五四的知识精英，包括现在最熟悉的鲁迅，像陈独秀基本是强烈反儒学，但是毫无疑问，每一位不管思想是极左还是极右都是爱国主义。为了中华民族那时候叫保国，那时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同时是强烈的反传统，出现这样的现状，塑造我们这个民族，使我们成为今天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特别是影响我们最大的儒家传统我们要彻底摧毁。 西方我们不是很了解，我不了解的希望能够得到。你如果做一个个人你可以想像，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出现一个策略，使我们恢复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挑战和面对全球化不知何去何从，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是什么样的大问题？以儒家传统和西方文明的精华来比。西方是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中国代表鸦片烟，续妾，阿Q，你以阿Q对西方最了不起的大哲学家康德，你能比吗？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理解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强烈的反传统。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才能活下去。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才能进入中国，有各种方面的原因，有思想方面原因等。在思想哲学的原因上，因为爱国主义它是强烈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强烈的爱国主义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又要学习又要反，居然在1917年由列宁代表的革命，代表西方文化的推进，这是向西方学习非常好的典范。同时又是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以在五四的时候，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或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太少了。当时影响中国有罗素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有无政府主义、生命哲学，你知道吗？巴金是了不起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今天我们很多的名词、政治、社会、文化、宗教都是外来语言，包括经济。我们不会想到经济就想到儒家传统要把整个社会从一个贫穷的社会变成小康和富裕，只有使一般人生活能够维持才讲道理，人要存活下去，能活下去就是尊严，所有儒家道德说教都是对领导人，很少对老百姓，你不要对老百姓要求什么，你就是好好生活，你越有影响力你第一个就要以身作则。现代我们看170多年断裂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复兴。企业界不像学术界和政治界，在企业界整个视野虽然宽阔，各位从事企业的可以出国，或者在国外没有绿卡的，或者自己随时随地要到国外旅游的太少了。每一位都掌握了很丰厚的资源，物质的资源和人的资源，如果这批人开始对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有认同感，他的影响非常大。绝对比学术界和政府影响大。 我现在做长江管理学院人文委员会的主席，也常常在长江做学术报告，长江应该以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人文精神成为它办学的基本理念，实际运作如何很难说，但是真正在今天影响最大，对年轻人就是经纪人的观念。经纪人在西方是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经纪人就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相对市场扩大自己的利润，只要不犯法。下面体现的价值有自由价值、权利价值和法制价值，这个西方现在最重要的价值。把现在所有价值加起来能不能面对中国的大挑战是不可能的。我等一下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了不起的，作为一个文化心理学的分析，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受到那么大的屈辱，民族自觉、民族发展不说情绪，那种感情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社会断链，但是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可估计的。但是能量有人说在个人崇拜，这个能量在改革开放以后转到经济，不得了。你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你到澳大利亚、西欧、美国你感觉到他们工作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勤奋。日本有很多过老死，但是也没有像这样这种奋勉激进，不管为了什么，这种忙碌，为了下一代，希望把自己的财富和经济能够跟下一代分享，这是人类文明很少有的，这是丰富的资源，中国除了是宽容的文明以外还有一个是学习文明。特别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成了向社会各个国家学习的伟大文明。如何成为经纪人，面向世界大挑战做出贡献，有一些其他的核心价值，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不是一般的亚洲价值，它是扎根在东亚的世界价值，全球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公平、包括同情、和佛教的慈悲。包括责任、包括社会和谐，到底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尊严配合起来？理性和同情、道德和公正、责任和权利都怎么配合起来？每一个中国的知识精英，这两种价值都是在我们身体中扎根了，西方的文明包括美国的文明，对于公正和自由的评价，平等的自由他们一定选自由，理性和同情多半选理性，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多半是选个人。权利和责任多半是权利，他们必须要向儒家所代表的亚洲价值，扎根在亚洲的普世价值。 面对未来，儒家代表的人文精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文精神，它所能够面向的世界、面向未来可能最全面，因为它体现了四个重要的层面；一个是个人，怎么样把个人的身和心能够整合？所以很多各位从佛教学会了修炼。另外，一个人一定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一个人不是自己修身的，各位可能对佛教很有兴趣，但是不会说里加出走，现在北大有几位最杰出的学生准备出家！对精神世界对宗教的向往，这在企业界也是很流传的。大半修炼是走修身哲学的。关系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美国没有这块，美国只有国家利益，不管联合国还是社会，它是抗衡的一个政治机制，你要讲国家利益至上竞选不上，你讲中等利益至上也竞选不上。另外，自然的观点特别重要，人类如何和自然保持和谐？人性和天道如何相辅相成？这些观念对我们来生疏了，根本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在19世纪的末期，每一位只要是东亚人，对我刚才提的观点是耳熟能详，没有人不会背四书的，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也都是经验，是一种简单的理念。现在没有了，这个东西怎么来恢复？我想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工作，必须跟海外各种价值系统连接。我们做了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文明对话，把儒家丰富的资源和世界分享。儒家四个佛教徒，有儒家四个伊斯兰教，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文化要复兴，一定要靠政府、企业、媒体、学术和知识精英，多半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企业界儒商就是在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是大家都要分享的，企业界影响最大。谢谢！很抱歉我讲的时间长了一点，我希望有10分钟时间请各位提出观点，我来做总结。 提问：我是在04年三亚的时候聆听过您的讲授，7年时间过去了，您比以前瘦了一些，我有一个问题，在当前这种浮躁和功利社会，儒学对我们人自身反思或者病变您有怎样的建议？第二，我想说您对企业或者对于我们国企企业价值塑造应该对儒学有怎样的理解？ 杜维明：联合国在2004年开了一个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从市场经济社会要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我们三亚建立7年，中国不仅成为市场社会最难重新再恢复的市场社会，因为这个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社会最突出的表现。钱和权融在一起，学术界应该做深刻学术研究，使得知识分子事业扩展，同时使得整个文化界包括媒体、包括娱乐、电影电视素质提高，现在我们整个文化界浮躁，庸俗，影响到知识界动荡不安，知识界的动荡不安整个影响到学术界，现在大半教授不做学术研究因为有很大的诱惑。假如我们从培养孩子开始重新反思，我们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50年以后我们希望他们是什么样？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完全不顾任何代价的发展？我们对生态环保的理解，地球不是我们祖先所给我们的财富，地球是无限子孙要依托我们。我希望我们文化认同是开放的，特别对我们在中华民族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丰富。再有就是加强我们的个人反思。谢谢。 提问：是这样的，我们个人没有办法大量传播和影响的话，我们认同的比较少。在社会大环境中认同比较少，我们自己个人在承担儒家思想的时候会损失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们怎么坚持个人的修身？谢谢。 杜维明：一，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去宣传，是需要自己的了解。像北大只有5%的学生知道什么是“大学”，这是中国经典中最短的，我们希望经过10年努力让北大的学生知道什么叫“大学”，为什么这个民族有那么多的问题，包括2亿人从农村到城市基本是安定的，大的环境是好的，因为在每个人意识里是反对儒学的。你到海外去发现我们心灵不是日本文化，不是美国文化是中国文化，那跟儒家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都受儒家的影响，一开始没有了解，因为变化太大了，原来一个大的文明最怕的是你根本不关心，逐渐就死了。你提到日本，日本和韩国叫儒商，以儒家文化来行商的人太多了。日本专门教育，从德川1901年开始教育日本商人，见利思义。我们以儒学作为对象，比如说李嘉诚，很多成功儒商这方面历程很多。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来塑造自己，只要一开始愿意了解这个转变会非常快。 提问：现在我观察到地方上的企业家对这种国学，地方企业挣钱了以后比较认同，反而在北京、上海搞金融的或者小部分的一些具有国际化视野，经常出国这些人，不太接受儒学，但是占了很高的制高点，这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杜维明：现在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高企真的要学企业管理都是找西方最重要的企业管理家。很多对西方企业的观念所提出的观点开始质疑，另外要走一个新的文化认同，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把我们的价值带出去，因为所谓软实力有一个标准，你所能够身体力行的价值都与人分享，我们赞成人权需要有私权和人权，我们要自由。比如说责任感的问题，对善心，人权最能有说服力。最近这几年中小企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如果中小企业这些力量被消解，市场经济再往前走就很难。我现在不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也不担心硬着陆问题，巴西60年代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10年没落。日本在80年代如日中天，日本也有10几年低靡。不要说30年，5年、10年我们碰到的挑战也很大。 提问：我们集团在全国两会的时候，有记者我们董事长说我们靠什么走到国外？我们董事长说靠我们的地理文化，当时他们不太理解，说在孔孟之乡，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出去收购人家，是不是有乘人之危嫌疑？我们董事长当时就笑了，说这个答案你到哪块调研一下就知道了，我想听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孔孟文化之所以能走出去，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您能帮我们圆一下这个梦吗？ 杜维明：孟子在意识形态当作是主观唯心论，孟子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孔子你提到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西方有很大差别。在国外，你对敌人要仁慈的要爱，爱你的敌人，这叫以德报怨。孔子说以德报德，人家对你坏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你怎么办？所以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坏，你首先要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对，如果不是，那就是侵犯，国家是有法律的。对我完全不公正的，我是要绳之以法的。我刚才讲了，你要眼前的利益长是长远的利益？三个原则在21世纪是不可或缺的，你要学习、再学习。你必须要能够宽容，但是你要有创新，同时你在创新和宽容基础下要内共赢，你不仅考虑自己，要考虑你的竞争对手，如果你们两个碰到是零合游戏就是你死我活，如果不只是零合游戏还有更大空间，你可以合作可以双赢。这些都是现代企业精神。举一个例子，平常讲企业管理有一个坐标，左边是效益，右边是团结，上边是平等，下面是自由。现在向下滑，你企业的创造力效果能不能维持？如果你所有资金都摆在国企，所有担忧都摆在维稳，是不是你自由创发力？效果要受影响。中间走中庸之道，怎么走是非常困难的。孔孟之乡也体现了基本价值，在21世纪是有一定影响的。 （文稿来自速录，未经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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