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世界

--在2003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的专题报告
博螯亚洲论坛秘书长　龙永图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正规beplay官网 组织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日当中，讲一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我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外创业投资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讲，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更多的是参与在我们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企业的竞争。因此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战场应该在国内。去年，我们中国吸引外资是５７２亿美元，但是我们中国的对外投资不到一百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主战场是在国内，可能这样一个主战场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讲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问题，更多的是要立足中国，参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潮，参与全世界的国际竞争。如果我们要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首先应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谈起，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和一个大的形势。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看经济全球化呢？中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江泽民同志。１９９９年他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三个重要动向，一个是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二个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三个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我认为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三个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动向，实际上高度概括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什么叫经济全球化呢？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动力。因为整个全球化的发展有很多产生的原因，但是基本的动力还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全球生产和管理的一场大的革命，使得全球化的生产成为可能。所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是这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一个基本动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和全球的运作。现在5万个大的跨国公司，加上他们５０万个大的子公司在全球的运作，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所以跨国公司应该说是这次经济全球化的载体。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形成的跨国公司全球运作，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第三条，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科技的发展是动力，跨国公司的运作是载体，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实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从９９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这样一些基本动向以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看法。根据江泽民同志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使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跨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一个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使得一个产品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它的生产是跨国进行。就像波音飞机整个零部件在７０多个国家生产，跨了７０多个国家来生产波音飞机这样的供应链。所以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从而形成了跨国的生产链和供应链的。
　　第二个特点，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使得大规模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断的发展。在９０年代初的时候，全球贸易的总量不过才７万亿美元，去年已经达到１２万亿美元。全球资本的流动率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在发展，特别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些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资本流动出现了大规模的转移，从９０年代到去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增加了１.６倍，出现了全球的贸易和投资集中的大的形势。
　　第三个特点，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动力。在很多的竞争因素方面，出现了以知识产权和品牌为制高点的新的全球竞争格局。过去竞争的一些传统因素，比如市场的因素，体制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当然现在都还是成为很重要的因素，但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为制高点这样一个全球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新的特点，才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参与经济全球化。
　　第二个部分我想讲一下，面对经济全球化，面对怎么样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政府应该发挥营造企业竞争环境的作用。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想政府是不是在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时候，营造三个重要的环境。一个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政治环境会非常险恶，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政治环境，我们企业的竞争就没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中国政府营造国际环境的关键，就是要大力宣传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当今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形势当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以高速的发展参与到全球的竞争当中来，对于这样一个崛起，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国政府着力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宣传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一场对全世界没有威胁，而是有贡献的崛起。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９７年、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中国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而承担了极大的金融风险，表现了一个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第二个就是通过１５年的谈判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向全世界庄严的承诺了两条：第一条就是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第二条中国要逐步开放市场。这两条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树立中国新的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话来讲，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如果这个国家是承诺遵守规则的，那么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威胁，因为它遵守规则。按照国际经济学的观念来讲，一个国家不管它经济上多么发达，如果这个国家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对全世界的贡献越大。第三个重要努力，就是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我们中国和东盟签订了全面的经济框架协议，承诺在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当中受益。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协议是向东盟开放，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向东盟开放的这样一个协议，当然它是一个相互开放的协议。
　　第二，要营造我们企业走出去一个好的体制环境。这个体制环境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就是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公平条件下的，在法律框架之下的竞争环境，就没有企业良好的竞争环境。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一是引进了大家所熟悉的国民待遇原则。确保企业不管是外国企业也好，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一律享受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在银行贷款方面，在土地使用方面都要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础。就是对所有的企业，不管它的所有制是什么，或者是什么类型的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二是引进了透明度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法律法规必须公布，而且在起草重要的法律法规之前应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我们中国建立一个透明的、稳定的和可预见性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同时，在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审批方面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减少了企业的政府服务成本。三是中国政府采取打破垄断的方法来减少企业的社会服务成本。过去在电信高度垄断的情况下，我们电信的资费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几年通过打破垄断建立竞争机制，使得我们通讯的成本大大的下降，还有其他运输的成本，电力的成本和其他一些，我们服务于整个企业的一些社会服务成本在逐步的下降，这也是政府在营造企业走向世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企业的政府服务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大大的高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服务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的话，我们企业走向世界就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和同样一个层面上和人家进行竞争，我们必然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
　　第三，要营造一个企业走向世界的政策环境。这样一个政策环境关键就是建立开放条件下进行国际竞争的政策环境，就是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说实话，过去我们对国内国际上的贸易政策和国内的经济政策，怎么协调的问题一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从国际上来讲，国内的发展政策主要强调的目标是就业，是稳定和社会经济增长。而国际贸易的政策主要是强调开放市场，强调加强竞争。过去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所以形成了对我们能不能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发展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从我亲自参加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来讲，在整个谈判代表团当中，我们来自产业部门的同志和我们主管贸易政策的同志，确实一直是矛盾重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贸易政策的目标和国内发展的目标不一样。一边强调稳定，要强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开放，那么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够协调起来。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１５年的谈判历程，说明这个问题能够统一起来。我给同志们介绍一下，我本身是参加了十年的谈判，前四年我是在我的两位老部长的领导之下，当时我是国际司司长，我们谈判代表团里面来自产业部门和来自贸易部门的同志矛盾很大，当时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让所有产业部门的同志到谈判一线，目的是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使我们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国际社会的开放程度统一起来。当时我们的开放程度应该说和现在相比相差很远。把我们所有产业部门的同志推到谈判的第一线，但是效果并不好。我们这些参加谈判的同志来自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产业部门的同志，一听到美国人讲话就火冒三丈，因为美国人要抢占我们的市场，要夺取我们的主权。所以当时那种心理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也说明我们没有一种怎么样参与全球化的那样一种思想准备。后来从９１年到９３年，从９３年到９５年，我们当时又采取了另外一个手法。就是尽量不让产业部门的同志参加一线的谈判，而搞所谓小范围的谈判，让我带着一个小分队和外国人谈，谈回来向大家汇报，避免了在第一线和美国或其他国家谈判代表的冲突，但是引发了我们谈判代表团内部更大的冲突。我们谈判代表团以为是龙永图带着一帮人到外面去卖国去了，背着我们这些产业部门的同志来进行私下交易。所以当时作为负责国内政策，国内经济发展政策和国外贸易政策的同志，思想是很不一致的。后来９５年以后我担任了谈判代表团团长以后，当时中央领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让步，而是我们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准备，不要把我们中国的谈判看成一个单方面的让步，而应该看成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必要的体制上的或政治上的准备。这样参加谈判代表团的产业部门的同志和贸易政策部门的同志才逐步统一了思想。我觉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国内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们政府在营造一个开放的政策条件下进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总体思路，得到了全党和全国的认可，这一条也是我们营造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条件。如果是我们产业部门的领导还坚持一些在保护的条件下来发展我们产业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不会有什么新的出路。
　　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和东盟进行谈判，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且我们中国可能和日本、韩国也要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里面实行一个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比如说零关税的贸易政策，实行一个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所以说中国政府在为我们的企业营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方面正在跨向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来讲，要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主要是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好的体制环境，好的政策环境，这样为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创造一些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不完全依靠中国政府，不依靠政府的支持走向世界那是很困难的，是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国外企业进行竞争的。
　　第三部分，我想讲一讲我们的企业怎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之下来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
　　第一点，就是要敢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要树立信心，来和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近我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因为我们的华商大部分是中小企业，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面对全世界5万个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机会，这是大家提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是有机会的，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信心。因为在诸多竞争的条件方面，比如说市场的优势，成本的优势，体制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品牌的优势，应该说在这五个主要的竞争优势方面，我们占据了两个半的优势。首先是市场的优势，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势。随着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最大的市场。我们从全球市场的消耗量来讲，我们的水泥占了４０％，我们的钢材占了２５％。电信市场也是飞速发展，１０亿户的电话用户，两亿的移动通讯用户，６８００万的互联网用户。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上个月我到澳大利亚去，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和中国紧密拉关系，澳大利亚认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前途在亚洲，所以他们想极力参加东亚经济的集团。我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得市场则得天下，所以在全球竞争当中如果我们中国，真正是占有全球最重大的市场份额的话，那么这个天下应该是我们的。用市场换技术，用市场换品牌，用市场换人才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市场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量的外资开始已经进入中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应该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一个王牌，就是我们有一个市场优势。
　　第二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优势。我们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在全世界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外国的大企业，不断向中国转移，看中的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劳动力不仅仅是只有价格上的竞争力，在质量上也是不错的。我们中国每年培养２００万个大学生，６０万个工程师，我们在国外讲这个数字，外国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市场对于全世界来讲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最近看到巴黎的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就是ＯＥＣＤ，这个ＯＥＣ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囊团，他们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所提供这样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延缩２０年到３０年。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我们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就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获得最大利益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体制上的优势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应该说我们现在这个优势还不大，但是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包括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我们中国体制优势也会逐步的发展起来，这个算是半个优势。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方面，或者竞争优势方面我们占了两个半，另外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差的，就是技术上的优势和品牌上的优势，这一点毫无疑问。西方发达国家和大的跨国公司还占了绝对的优势，因为现在五分之四的知识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品牌，最重要的知名品牌还在他们的手里面。我们就是因为品牌的问题，因为技术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为跨国公司打工，但是由于我们占有一些基本的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特别是市场的优势，我觉得我们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当中是可以占到主动地位的，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心。
　　第二点，我们应该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光有信心还不行，这些年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应该说你们做的比我今天讲的更漂亮。比如现在全球很多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很多人就说，大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们的中小企业就没有机会，我觉得由于跨国公司现在实行的是本地化的战略，而且是实行全球生产链的运作方式，我们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可以削尖脑袋进入到这个生产链当中去，成为他们全球生产链当中一个环节。
　　我到天津摩托罗拉参观的时候，当时天津的同志给我介绍说，天津郊区有一个拉链厂，由于市场不好，它濒临倒闭，但是它的管理和它的技术还是不错的，所以摩托罗拉就选择了这个拉链厂，专门为摩托罗拉的手机和PＢ机生产拉链。摩托罗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以后，就把它作为所有摩托罗拉产品外套拉链的一个定点厂，一个小小的拉链厂，就成为摩托罗拉这样一个全球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环节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到大的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当中去。　当然我们中国的企业不仅仅在国内和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也要开始走出去。当然，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大规模的走出去，可能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我前一段看到了一个材料，美国和日本是经过了２０年到３０年的大规模引进外资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但是由于现在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比过去美国和日本发展的时候更快了，所以他们估计中国至少要十年的时间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走出去，或者是到海外投资就无所作为，但是我们要比较现实的看到，我们现在大规模走出去的条件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并不成熟。我想大规模的走出去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走出去，如果不迈出这一步就不可能在十年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大规模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了，而且采取了很多新的方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投资建厂，把我们的一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但是对于到发达国家来讲，我觉得我们要采取更加丰富的，更加多样的这样一个方式。三九集团走向世界的经验，我觉得不错。他们到日本去建立一个三九的企业，然后兼并日本的东亚制药，收购日本的东亚制药，这样买下东亚制药的市场份额，买下东亚制药的的品牌和批号，然后由三九提供原材料，提供一些资金，这样使三九占领海外市场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我们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按照国际上跨国公司的经验，一定要实行当地化管理。我们过去很多国有企业走出去之所以失败，就是走出去以后就变成夫妻老婆店，变成接待站。因为要培养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培养不出来的，而且有文化和价值观念、语言的差异，所以我们要舍得花钱，高薪雇佣当地的职员，这是我们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本土化的战略。这个本土化的战略，已经为全球的跨国公司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见到了很多跨国公司的老板，他们都说，凡是在中国搞本地化比较好的基本成功，搞本地化差的基本失败。
　　第三点，要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前发展经济贸易是好事，但是也使得全球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一个重大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坏事很快的波及到世界各个国家。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讲，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脆弱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非常脆弱，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从９.１１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包括在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包括我们中国发生的ＳＡＲＳ都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些突发事件，对于整个企业的运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不是一个真正关心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企业家，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的形势变得非常脆弱，企业家应该开始注意以下一些重要的方面。
　　第一，加大风险管理这样一个机制。因为企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很难预见到风险，现在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刚才我讲了政治的风险，战争、恐怖主义的风险，财务的风险，包括安然事件所带来的，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不信任感，商业的风险，安全的风险，还有公关的风险。因为现在舆论很发达，人际关系很复杂，所以搞不好就把你这个牌子给打掉，搞不好就把你的这个企业的品牌打掉。如果一个企业不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不注意品牌的社会形象，那么很可能企业就由于一场舆论的炒作而倒闭，这种事情在中国现在慢慢看来也多了。所以我们的企业在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方面，确实要大到战争，恐怖主义活动这样一些大的政治风险，小到舆论的、公关的这些风险，这些风险如果我们不充分注意的话，我们的企业可能会毁于一旦。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家更加注重风险管理。特别是这次ＳＡＲＳ以后，大家也觉得不但是我们企业要逐渐加强风险管理，我们的政府怎么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全球化的脆弱时代里对我们企业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关于风险管理的要求。
　　第二，由于整个全球化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代，整个经营的理念已经开始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最近我参加了一些国际研讨会，现在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家更注重怎么样来靠稳定和制度来进行管理。首先一条就是稳定队伍的问题。过去像美国的企业，跳槽的很多，淘汰的也很多，开除的也很多。但是现在很多的大企业更强调怎么样的稳定，留住那些最优秀的骨干。所以稳健的体制现在变得比较占上风。体制上也是这样子，整个投资的结构上也是这样子，所以稳健派逐渐在整个全球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当中占了上风。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排除那些敢冒风险，或者是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那也是真正企业家的精神，但是在企业管理整体的形势下，由于全球化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比较趋同于稳定。
　　第三，企业要更加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因为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断的增强，一个小的手机短信，就可以把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下子传遍到几千万人，上亿人。所以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的诚信程度，对于整个企业在一个脆弱的时代能够稳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要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毁了整个企业的形象。我们的企业应该加强在公关方面，或者是舆论方面的工作，这个公关不是讲的公关小姐的公关，这个公关是很广义的一种公关，而且我们的企业应该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更多的参与一些国际的，国内的一些有名的经济论坛来树立企业的形象。表现自己这个企业，特别是这个企业一把手的水平。这些方面都是在全球化所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对于企业家的一些新的要求。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加强风险管理的要求，一个加强稳定的制度管理的要求，还有一个新的企业形象的要求。我在参加最近的几次国际研讨会当中，反复听到一些国际知名的企业家所强调企业家的一些新的素质，所以我也想提出给我们的企业家参考。
　　第四，我认为要有一个埋头苦干，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还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我们中国的发展。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口多，一个底子薄。我们确实还是要埋头苦干，有时候我们还要甘于给跨国公司打工，因为跨国公司在技术上、在品牌上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在它整个的环球产业链上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占一个低端的，低附加值这样一个环节。我们很多同志都不以为然。比如前几年很多同志对于我们搞加工贸易，引进外国的资本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得到很少的附加值，很不以为然，因为大家认为这完全是为跨国公司打工，但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打工，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目前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就业问题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树立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哪怕赚钱少一点，只要我们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就得干。　
　　在广东地区，我说你们广东搞加工贸易，为全国创造了一千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对全国最大的贡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还是要有一个埋头苦干，甘于为跨国公司打工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主要是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并不是我们没本事，有时候我们本事也不是太大，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我们中国的企业，也绝对不能甘于总是处在打工的地位，我们总有一天要当老板的，所以怎么从打工仔到当老板，这是我们中国企业成长和走向世界的一个比较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必然要走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有些大公司例外，比如说我们的中石油、中石化，他手中掌握着国家大量的资产，他当然是扬眉吐气，他不会给别人打工，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在整个经济转型当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衡量一个企业成功的时候，不仅要看它的产值，我觉得更多的要看它制造的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代表思想所决定的，也是整个全球发展的经济规律和整个政府管理经济的优先次序所决定的。当然我讲我们不要永远甘于这样一个打工的地位，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企业家已经这样做了，我想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从打工仔到老板，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话，我们是有成功可能的。
　　第一个就是人才的培养。这一点大家讲的很多了，我就不想讲了。第二个就是品牌。我们中国现在吃亏最大的就是品牌，我们之所以在打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知名的品牌，特别是在纺织业，在轻工产品，在很多家电行业，虽然我们生产的质量和我们的成本已经进入全世界最好的质量和全世界最低的竞争成本，但我们还在打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品牌。我去年到美国的耐克产品总部，它整个的总部就像一个大的花园一样，一个大的研究机构一样，它不生产一只鞋，不生产一只袜子，不生产一件运动服，但是它凭着这个品牌让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中国的人为它打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想办法把外国的品牌拿过来，要么拿过来，要么干过来。　
　　第三个就是标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电信服务业发展的很快，但是我们要么用ＣＤＭＡ，要么用ＧＳＰ，反正是外国的标准，虽然我们的电信服务业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多手机，那么多服务，但是我们很多的钱都被外国人赚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标准，他们控制了市场。我们的市场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市场所产生的效益大部分被他拿去了。今后能不能考虑在制定标准的问题上我们要开始做出一些重大的行动。前几天我看到报纸上讲一个新兴的产业，就是半导体照明灯，这个半导体的照明灯可能在今后几年里面，要取代现在传统的照明灯，现在传统的照明到半导体照明，可能三年到五年里面就要开始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他们估计可能在五年内，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个三百亿的市场。当然我们一方面要跟踪这个技术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半导体照明系统的国际标准还没有制定，如果我们能够利用中国现在在制造照明灯方面的产业优势来开始着手参与，或者是制定我们中国的标准，然后让国际上来接受我们中国半导体照明系统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仅仅在制造照明灯上拿到一点利益，而且可以在制定标准方面拿到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重大利益。　
　　第四个问题就是规则。长期以来，不管标准也好，规则也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来制定，包括ＷＴＯ的规则。所以我们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当中发现很多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但是当时只好把它认下来，因为它已经变成国际通用的规则，但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你并没有参与。所以当时我解释的时候，我说就像我们参加奥运会，我们不能一进篮球场看见这个篮筐很高，我们就说这个篮筐那么高，完全是为你们美国和西方大个子设计的，我们的小个子肯定吃亏。我们更不能够说，参加奥运会我们第一条要求就是把篮筐降下来，不可能，只能适应篮筐比较高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允许美国人或者西方大个子一步一步的，再加两寸，再加三寸，我们要通过谈判把它降下来一点。所以说，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规则的制定是政府来做的，是通过谈判来形成的。但是我觉得外国的企业家在规则的制定方面，对他们政府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政府官员并不知道产业的具体情况，所以外国的企业对于他的谈判代表，对于他的政策制定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和美国进行世贸谈判的时候，美国每谈到一个行业的时候，美国行业主要的企业家或者是行业协会的代表都在北京，每天晚上和美国谈判代表碰头，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供炮弹，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样一种本能，就是说他要影响政策的制定，影响规则的制定，不仅仅是国内政策的制定，而且要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这对于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怎么样来研究这些规则体系，研究这些政策体系，发现它的不合理性，从而使政府在国际，在国内政策的调整当中和国际规则的谈判当中来反映我们企业家的要求，反映公平的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经常参加一些国际论坛，了解一下当前国际规则的变化，有些规则的变化要酝酿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才形成，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如果都是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在影响这个规则的制定过程，而我们不发挥任何影响的话，那么规则制定出来以后我们又要吃大亏。所以外国的企业家到处参加各种论坛，到处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就是在了解整个规则发展的动向，然后对这个规则发展的动向施加影响，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走到这一步了，特别是我们的大跨国企业。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也好，我们永远不为人家打工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我们中国自己的大的跨国公司。我们大的跨国公司也要善于让人家为我们打工，我们一些公司虽然成了大的跨国公司，还是想保留自己大而全、小而全的那种格局，我们也应该有一种宽阔的胸怀，不但让我们中国的中小企业，也让外国的中小企业为自己打工，能够让人家为自己打工这也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过去我们中国常年以来的观念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观念应该坚决的改掉，要敢于让外国人为自己打工，敢于让中小企业为自己打工，这样的话我们的跨国企业才会是真正的跨国企业，完全立足于本企业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不可能成为具有全球第一流竞争力的企业。
　　我今天给同志们讲的，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树立信心也好，善于参与竞争也好，或者是迎接全球化这样一个脆弱时代一些新的特点也好，还是从一个打工的地位逐步走向老板的地位当中，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实践能够证明，只要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独立自主，自主经营，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为期不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