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黄益平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数字技术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成本优势不再。中国的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到现在的13000美元，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但是成本水平也上升了。过去服装产品、旅游产品以及低端的制造业产品畅销，而今天则是做出更好、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具备市场竞争力。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在减少，而老龄人口在不断增加，形成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过去享受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总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化。要提升总要素生产率就要提高效率，创新则是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解决成本高的难题。比如，一次性打火机售价大约2元/个。打火机的生产从日本引入中国温州，从温州转到湖南。为什么一个低成本、低投入的产品会辗转多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成本都提高了，生产这样一个打火机的成本在提升。别看一次性打火机价值不高，产业链却不简单，有十多个零配件，但售价上不去，厂家只有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在我国西部或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才能维持利润率。数字技术可以化解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
第三，提升效率。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等数字产业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活动，在经济中的占比也变得越来越大。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升级、新技术促进经济活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得到很好的运用，比如移动支付等，从规模、效率、安全性上都有所突破。其中一种新兴的金融产品——大科技信贷，利用大数据平台获客做信用风险评估，触达了过去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很难服务的客户。
另外，融资难、投资难是金融领域的难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分析，开展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等。
一是原创技术。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原创技术上不断往前跑，甚至发明更多的原创技术？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学者专门总结了欧洲、日本、美国和中国的数字技术研发情况，包括在一些前沿技术创新方面的进展，发现从数量上中国已接近欧洲和日本，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过了美国，但在质量方面却大打折扣，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国人工智能的原创能力还比较弱，这涉及国家的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由科研人员和研发基金的多少决定，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的开放度，封闭的国家很难提升创新能力和民营企业的活力。
二是监管问题。首先，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形态，任何一个新的经济形态不仅会带来很多创造力，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如何把握好活力和稳健性之间的平衡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人工智能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也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涉及数据的更新和隐私，在监管的时候既要保护创新又要考虑权益保护的问题。
其次，应用了很多算法。正常的算法可以理解，但也有一些特殊算法，其片面的结果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
最后，数字技术、平台经济、规模经济等具有世界性，而相互间的技术又不太一样，如何协同、怎么坚守底线，各个国家相互间在监管、合作的同时又有一定的灵活度，需要找到一个成熟的方案。
三是经济学问题。互联网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生产、治理，各个方面变得更有效率了，但经济学者经过计算没有看到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效率提高后的闲暇能否计入价值？大数据能否作为真正的生产要素计入GDP？也有学者认为技术的投入对经济正面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影响会明显滞后，可能要过多年后才能看出来。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
|
|
